【专栏】”自恋“对C罗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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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当然是，绝对是。

所以我那么喜欢足球，因为足球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视作“自恋狂”的家伙，只要和足球结合在一起，都成了正常人。

一位旅居美国的女作家曾抨击过冯唐。作者作为冯唐的粉丝，对其作品《不二》并不十分赞赏，认为该书没有达到作者自吹的“改变汉语进程的里程碑”高度。

随后她转向讨论自恋(水仙花人格)和巨婴症：

“水仙花人格还有其他症候：宏大的自我，内心却极其脆弱，玻璃心；在宏大自我的想象下，往往夸张自己的成就，成功，财富，智商，能力，才华，美貌；需要别人特殊的关注，喜欢无时无刻地被注意；对于别人的情感难以感同身受；容易嫉妒别人，也容易相信别人嫉妒自己，等等。哦还有重要一点，跟前面“除了一个人，编辑都是人渣”这条吻合，就是水仙花人格症患者特别相信“伯乐”，自己的特殊才华需要被才智同级别的人才能发掘，不赏识我是你智商不够，眼睛瞎了，简单说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除了颜师其他编辑都是人渣”。自恋症的心理特征很符合国内最近概括的奇葩品种，中年男人“巨婴症”，女人“公主病”。

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格外逗乐，也有点悲伤。很多中国人对自恋的看法和作者差不太远，尤其是还能从西方世界抄点一知半解的理论来说明问题的“聪明人”。作者的文理也极好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对自恋的解读是怎样浅薄的路径——只要一个人敢于展现自己的个性，说出一些刺激舆论的话语，他就成了一个自恋者，而自恋等于有病……

仅从此处我们也可以轻易明白，中国社会文化严重不利于足球运动员成长。足球超越普通体育项目的地方在于，它同时也必须是一种直白的个性表达，是个性与个性的较量，因为反自恋而一个劲地赞美集体、鼓吹无人格化的文化氛围里，是没有希望搞好足球的。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二战末期和妻子一起逃到匈牙利乡下。后来他所在的村子被苏联红军占领、居住的小院被暴力征用为修车厂，马洛伊得以近距离接触苏联人。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

马洛伊从这些种族混杂的军人身上看到他们和欧洲人的一个严重不同之处——缺乏个性。尽管长相和脾性并不一致，尽管是在战场上勇猛善战节节胜利服从军纪森严的士兵，他们都一致地缺乏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头顶上顶着一圈永恒的无个性光晕，那里面是他们所有的时间、空间和避难所。”曾为《足球周刊》工作的阿根廷福克斯电视台记者雷克说过，他自己也搞不太明白，为什么阿根廷这样一个国家，个人主义泛滥，集体项目却那么厉害，2004年雅典奥运会包揽了男足和男篮两枚最具分量的金牌。

2004年雅典奥运会，阿根廷篮球队夺得金牌。

2004年雅典奥运会，阿根廷足球队夺得金牌。

难道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提供答案？

和阿根廷球员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们什么样个性的都有，但一致之处在于，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最鲜明的莫过于马拉多纳、帕萨雷拉、卡尼吉亚、巴蒂斯特塔、迭戈·西蒙尼、雷东多，也正是他们分别效力的阿根廷队取得了最多的成就。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巴西球员身上看到。更有趣的是，南美球员之间的友谊并不一定发生在个性相似的球员之间，而可能是迥异的个性让两个球员成为好友，例如温和腼腆的甘索和张扬外向的内马尔。

被广泛视作史上最佳欧洲球员的克鲁伊夫也是一个“自恋”代表。当年荷兰足协和阿迪达斯签订国家队赞助合同，克鲁伊夫不同意，最后荷兰足协只能允许他在训练和比赛中穿自己赞助商提供的球衣。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留下的荷兰队经典照片里，队友衣袖上是三条杠，克鲁伊夫的是两条。

那个年代留下的荷兰队经典照片里，队友衣袖上是三条杠，克鲁伊夫的是两条。

我行我素的个性，需要克服的是他人的各种不解，例如“自恋”等指责。

有一次我问古力特，是谁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他说毫无疑问是克鲁伊夫。

“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在费耶诺德遇到克鲁伊夫，他已经快退役了。或许他从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质，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在你渐渐有了名气以后，一定要记住，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感到满意，这不是什么问题。”

在那些把自恋视作一种病的人看来，如果你的自视和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差异很大，那么你就是错的，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些从人们的疑问态度里走出来、最终让世人信服的天才，几乎都经历过被群众的眼睛无尽怀疑的时期，这种一人对抗世界的情形，恰恰是伟大的“自恋者”们热爱的挑战——自恋可以是一种状态，包括热爱、执着、战斗、不屈。

在21世纪的世界足坛找出最大的一朵水仙花，不是什么难事。他就是C罗，这位葡萄牙人的所有轶事都和自恋有关，同行到球迷都拿梅西这个名字来打击他，但强大的自恋支撑着C罗从远远落后的境地奋起直追，在欧冠奖杯数量上超过梅西，在金球奖数量上追平梅西，在33岁的年龄挣到了一份税后3100万欧元的俱乐部年薪。

C罗的所有轶事都和自恋有关。

在文学翻译界，也有一个人“自恋”受到了同行的攻击。

他的名字叫李继宏，从进入文学翻译界那天开始，他就在抨击自己之前的翻译作品，声称国内“99%的翻译作品都是国企伪劣产品”，他翻译的书也总是大言不惭地宣布“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译本”。

李继宏从进入文学翻译界那天开始，他就在抨击自己之前的翻译作品。

这背后当然是书商路金波的商业炒作，一些读者也在网络上指出了李继宏译本的各种错误，还有人在豆瓣发起给他的书“打一星”运动。

我对李继宏的译作没有兴趣，如果我要读那些书，肯定是读原文。但同为文学译者，我丝毫不反感他的各种自我标榜，更不会朝“自恋症”的方向去想。中国过去的文学翻译总体水平很差，这是基本事实，有人愿意站出来揭开遮羞布，公开宣称自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产品，至少是一种有价值的挑战态度，读者对李继宏的批评，本身也有利于掀起学习和探讨的气氛。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觉得冯唐的“自恋症”无关痛痒。现代汉语不是一门已经发展到足够现代的语言，相反，由于20世纪初急匆匆的现代化过程，为它留下了诸多问题，有人愿意以自己的作品去承担起改造汉语的艰巨使命，同样不是坏事。至于李继宏和冯唐是否达到了自己声称的效果，时间会给出答案。

克雷斯波曾说过一句话，“所有球员都是自恋者，只是程度不同。”

我特别欣赏他这样说。在我有限的个人经历里，我偏爱和那些自恋且愿意为之承担责任的人交朋友，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真正前后一致的。与此同时，我格外提防那些表面看上去平和温润实则不愿为任何事情承担责任的人物，他们才是深藏不露的自恋者和野心家，可以随时因为利益放弃原则。

在这篇专栏的末尾，我想给各位年轻读者提供一条建议：C罗和很多“自恋”球星的故事给我们的提示是，成长的过程并不是很多人爱说的自我与周遭世界的妥协过程，相反，内心的成熟更多来自如何做一个坦然无视群众眼睛的自我。